中国速记的发展简史

　　在“纪念中国速记诞生一百周年学术交流会”上，全体代表一致公认我国的速记应该从1896年蔡锡勇发表的《传音快字》、沈学发表的《盛世元音》（又名《天下公字》）和力捷三发表的《闽腔快字》作为我国速记的纪元年。
　　1896年(清、光绪22年)，正值我国文字改革的切音运动时期。这一年出版的切音新字方案有上述三种，其中最有代表性并正式转化为速记技术的并传播到后世的是蔡锡勇的《传音快字》。
　　蔡锡勇，字毅若，福建龙溪人(1850－1898)，他在京师同文馆毕业以后，随陈荔秋出使美国、日本、秘鲁等国担任参赞职务。他在美国华盛顿工作的四年中，留心考察当地的文化，发现有一种“快字”（即指速记Shorthand）每分钟能写200多字，可以详尽地记录人们的讲话，感到十分惊奇，于是便进行了研究。他回国以后，参照美国凌士礼（Lindsley）的速记法，结合我国的《音韵学》写成《传音快字》一书，于1996年（光绪22年）在武昌出版。
　　当时创作《传音快字》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解决汉字书写速度的问题，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字的改革方案提出来的。“19世纪90年代，继卢戆章创制‘切音新字’之后，还发表了四种拼音文字方案，这就是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力捷三的《闽腔快字》和王炳耀的《拼音字谱》。这几种方案都是受欧美速记符号的影响而仿制出来的速记符号，因此，这几种方案属于速记符号式。（摘自张志公主编的《现代汉语》331页）”
　　蔡锡勇在《传音快字》的自序中说：“尝念中国文字最为美备，亦最为繁难。仓史以降，孽乳日多，字典所收四万余字，士人读书不能尽识，……寻常应用三千足矣。四书不同者，二千三百余字；五经、十三经，递加二千余字。童子束发入塾，欲竟其业，慧者亦须历十余年，如止读数年，改操他业，识字有限，类不能文。在妇女，更无论矣。”他又说，如能采用快字“以授儿辈，数日悉能通晓，即以此法传信往来，幼子八龄亦能以言自达。以此推之，欲习此者，不过旬月之功。贯通之后，得以其余力暇日，习诸要务。”由此可见，蔡锡勇创案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汉字的繁难，用以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代替汉字，没有提到速记的功用。
　　到了戊戌维新时期，清廷设置咨政院，因开会需要速记人员担任会议记录，清政府通过日本驻华使馆聘请日本速记学家熊崎健一郎（熊氏曾于1908年著《中国速记术》一书）来华担任速记教授，培养速记人才，不料遭到拒绝。满清政府在国外碰到钉子后，只好在国内寻找。当时发现，在北京译学馆的福建学生蔡玮很少写汉字，而绝大部分是用一种简单的符号作记录，书写非常之快，经了解得知我国早已发明了快速记录的方法，当年蔡锡勇已经去世，因蔡玮年纪还小，学业未竟，于是改召蔡玮的哥哥蔡璋，到北京担任速记教授，以《传音快字》为教材，创办京师速记学堂，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速记人才（约200人）。
　　蔡璋于1903年留学日本，研究了日文源纲纪、熊崎健一郎等诸式速记之后，将其父的《传音快字》改编为《中国速记学》，于1913年(民国2年)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以速记命名的专著。
　　从清廷设置的咨政院开会起，直到民国的历届国会，都是由蔡璋和他的学生担任速记工作，他们记下了大量的速记稿，有的至今还保留在国家的档案馆里，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由于蔡璋主持速记工作有功于文化，民国时期的大总统曾先后颁发给他四等嘉禾勋章及二等大绶嘉禾勋章，并颁发给其父蔡锡勇“有功艺林”的匾额。”
　　我国另一位速记创始人和传播者，名叫沈学(1871－1900)字菊庄(一字曲庄)，江苏吴县人，上海梵皇渡圣约翰书院医科毕业，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穷困不遇的大学生，他英语很好，学生时代就接触了英语速记。他19岁(1890)起开始研究“新字”，花了五年的时间用英语写成了《盛世元音》(又名《天下公字》)，这部书由梁启超作序，先后发表在1895年8月的《申报》和1896年9月7日的《时务报》上。
　　沈学不但有速记的理论，而且还是速记的积极推广、传播者，为了推广和普及他的《天下公字》，他每天下午2－4时在上海的“一林春茶楼”或“徐园茶馆”向群众面授速记。据梁启超说：“沈学常在星期天到上海的‘一林春茶楼’传授《天下公字》八小时速成，并宣称他的《公字》方案简易的程度在五大洲一切文字之上。”梁启超曾问他：“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怎样？”他答：“《传音快字》符号分粗细，书写不便，法则也不严密，不如《公字》好。”不幸的是，在那国弱民穷的清朝末年，他最后竟流落为乞丐，贫困饥饿而死。
　　五四运动以后，许多爱国的学者群起研究，陆续发表了各种不同方案的速记，约有百余种。在众多的速记方案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1917年出版的《张才速记》；1925年出版的《炳勋速记》；1931年出版的《邦永速记术》和汪怡的《国语速记术》；1935年出版的张兆云的《兆云平线速记术》；1938年出版了唐亚伟的《亚伟速记学》；1941年出版的郭立华的《易简速记》；1944年出版的范资深的《范式速记术》和金长风的《长风速记术》；1953年出版的颜廷超的《人民速记》和唐亚伟的《工农速记》等等。解放前的国立复旦大学新闻系、暨南大学新闻系和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都开设了速记课程，速记在我国的新闻界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根据纪念中国速记百周年活动，由中国文献信息速记学会史志专业委员会编撰的《中国速记百年史》，把我国速记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
　　１、中国速记的启蒙时期(1896－1911)；
　　２、中国速记的初创时期(1912－1937)；
　　３、中国速记的传播时期(1938－1949.9)；
　　４、中国速记的发展时期(1949.10 - 1966)；
　　５、中国速记的停滞时期(1966 - 1978)；
　　６、中国速记的创新时期(1979－1996)。

　　1955年，由陈毅副总理亲自批准，创建了我国解放后的第一所公办的“北京市速记学校”，用国家的力量继续推广速记，为中央、地方的机关、团体、部队培训了不少专兼职速记工作者。上海、北京、哈尔滨、温州、重庆、广州、沈阳等地的速记工作者纷纷在当地举办各种形式的速记学校和速记班，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大力推广速记学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速记人才，速记开始为广大工、农、兵传播，为社会主义的祖国建设服务。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速记被看成是“密码”，速记的书籍被看成是“大毒草”送造纸厂销毁，速记的教师被看成是“间谍”强行改行、改造，速记学校停办，我国的速记事业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
　　1979年拨乱反正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速记学术和速记事业获得了新生、恢复与发展，速记界也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1979年10月，在全国政协教育组组长、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的倡议和主持下，全国政协教育组召开了在京速记工作者座谈会，与会同志就恢复和发展我国的速记学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后《光明日报》以《速记有用，应当重视》的专题向全社会进行报道和呼吁。1980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速记是运用一些简便的符号和缩写方法，迅速记录人类语言或表达人类思想的快速、先进的书写工具。它既能节省时间，又能提高效率，用途极其宽广。在我国广泛传播和推广速记，将会使它在实现四化进程中起积极作用。”《中国青年报》和《黑龙江日报》等相继发表有关速记学术的文章，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此后，全国各省市纷纷成立自己的速记学术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各省市速记学术社团组织的基础上，1988年初，我国第一所全国性的速记学术研究机构“中国华夏研究院速记信息研究所”诞生，该所由全国速记界15名具有副教授职称的专家组成。这15名专家是：唐亚伟、张长松、张潮、王宗柏、徐中华、刘源、李金铠、陶沙、顾可孚、徐仲锋、姚振生、黄宪东、黎洪基、徐培汀、王正等被聘为研究员或副研究员，任命唐亚伟为名誉所长，张长松为所长。国家级速记研究所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的速记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1989年3月19日，在北京国防大学召开“中国中文信息学会速记学会（后改为‘速记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是中国科协领导下的全国性一级学会，社团法人，自1981年成立以来，与国内外的学者广泛开展了学术活动，享有崇高的声誉，速记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的速记学术进一步要实现科学化、现代化和规范化，也是我国解放后第一个全国性的速记社团组织。

　　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我国于1992年12月26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速记打字学会”，挂靠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由庞麟任会长和法人代表。
　　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我国于1993年7月2－4日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举行“中国文献信息速记学会”的成立大会，21个省、市计200多名代表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老一代革命家、原中顾委常委伍修权同志、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同志、中央党校秘书长杨培先同志出席了会议。大会期间，我国革命元老薄一波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大会决定，派遣“中华人民共和国速记代表团”前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出席第40届“国际速联”学术交流大会，并申请加入该国际速记组织。大会进行了手写速记和电脑速记的精采表演，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称赞。大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中国文献信息速记学会章程》，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和各专业委员会，选出了由中共中央党校副秘书长傅宪斌同志任学会会长并社团法人和唐亚伟任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的人选，通过推选伍修权、白介夫等同志为学会的名誉会长以及学会顾问、荣誉理事和各专业委员会机构的名单。

　　中国文献信息速记学会的成立，是老一辈速记学者、工作者在带领和团结全国各学派的速记同仁，经过艰苦努力取得的丰硕成果，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我国速记学术鹏程展翅、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从1986年到1996年的10年期间，在中华大地上举行了多次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速记学术交流会议。
　　1、 1986年8月21－24日，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举行“纪念中国速记九十周年学术交流会”，全国12个省市的27个速记学术团体和教学单位联合举办，共有200 多人到会，日本派出由川口先生为首的5人速记代表团参加会议。 会上进行了学术交流和举行了“长城杯速记比赛”，比赛结果：上海的徐宏发(男，23岁)《简易速记》以准确率99.98 ％获得冠军；上海的竺芸芸(女，22岁)《简易速记》获得亚军；第三至十二名是：辽宁陈建华、上海王宏忠、北京韩珠璇、上海张建星、辽宁刘梅、温州金方、江西姜玉、江西饶素华、上海高永娟、江西邱刚，比赛的速度为连续听写５分钟，200字/分×5计1000字，其中前7名的准确率均在95％以上，8～12名的准确率为90％以上。这次比赛共有58名选手参加，最小选手17岁，最大选手58岁。
　　2.、1990年8月5－8日，“庆祝第二届中国速记节暨学术交流大会”在辽宁兴城的辽锦宾馆举行隆重的开幕式，21个省、市、自治区的187名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速记比赛和闭幕式在中共锦州市委礼堂举行。会议对“GB191 工程”的三个文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GB191”文件是：1)《中文速记正词法基本规则》；2)《中文速记常用词语表》；3)《中文速记比赛规程》。这次大会，电脑速记首次亮相：黑龙江的颜廷超、张数玄研制的音形码电脑速记由刘广萍和11岁的吕美进行表演；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沙讲解了他设计的“人脑电脑速记方案”；由辽宁省委办公厅的薛来义进行手写速记后用计算机翻译汉字的表演。与会代表对电脑“闯进”速记领域，看到了将来速记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

　　这次进行的“凌河杯速记比赛”共有62名选手参加，代表14种速记方式，年龄最大的61岁，最小的只有16岁，女选手39人。比赛结果，上海的徐宏发再次夺得第一名。徐宏发同志是继1983年在辽宁省丹东市举行的“鸭绿江杯”和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长城杯”速记比赛后，这是第三次夺杯，他创造了全国速记大赛获得“三连冠”的优异成绩。这次比赛的第二至前十二名是：北京柏利、李建华，上海王宏忠，北京刘维娜，辽宁刘梅，四川徐国亮，黑龙江鲁晶华，北京王亚玲、刘革，江西饶素华，北京林琳。黑龙江的《亚伟速记》的函授生刘永森和《北方速记》选手徐杰、吴彩云（黑龙江机械制造学校学生）等人，刚刚学习速记一年后，首次参加这样的大赛。比赛结果，徐杰以190字/分、刘永森和吴彩云以180/分的成绩分别获得第15、16、18名；湖北的柯军华和何志谨、河北的刘春安分别获得第13、14和17名。

　　集中国速记界多学派的第一本研究速记的理论专著《中国速记学苑》，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出版发行向大会献礼。由于大会是在兴城开幕、在锦州进行比赛和闭幕，所以代表们一致认为，这次大会象征着“速记事业兴旺发达，锦绣前程。”副主委陶沙教授在闭幕词中说：“我们的速记事业要有骑自行车的精神，自行车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要一往直前朝着伟大的目标前进；自行车自身并不能‘自行’，而是靠人用力蹬，才能前进……。因此，我们的速记事业要全体速记朋友团结奋力，共同努力蹬这辆大自行车，使之不断向前奔驰。”

　　3、1992年10月16－18日，“第四届中国速记节暨学术年会”在中共武汉市委党校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代表、参赛选手参加。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1)协商成立“中国速记学会”；2)商讨编纂《中国速记百年史》；3)讨论如何开展我国的速记教育和推广、普及以及速记与文秘学科结合的问题；4)举办好手写速记和电脑速记的比赛事宜。经过长时间的激烈讨论，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国速记学会章程（草案）》，讨论通过“中国速记学会”挂靠在中共中央党校，经国家民政部批准后争取在1993年3月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然后以学会名义申请加入国际速联。

　　我国的速记事业，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关怀、扶植下，和其它改革事业一样，活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正在健康地发展中。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体速记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奋斗之下，一个用速记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服务、一个用速记为解放众多书写劳动者的书写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和一个速记学术大繁荣的新天地新景象一定会早日到来。